WTO技术性贸易措施服务平台（商务部应对贸易摩擦工作站）

  近年来，欧美国家正加速将劳工权益、人权保障等议题，从道德倡议层面升级为具有强制执行力的市场准入规则，系统性地构建针对中国出口贸易的新型制度型壁垒，不仅直接冲击我国企业出口，更深层次地威胁到我国产业链的安全与稳定。

  一、严峻现实：规则壁垒已成，我国出口首当其冲

  自2022年美国《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全面实施以来，其海关执法行动已对我国出口造成显著影响。截至2025年12月，在美审查的价值超36.8亿美元的逾1.7万批次货物中，中国被拒批次占比高达62%，凸显我国已成为首要目标。欧盟紧随其后，《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条例》与《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于2024年相继生效，授权海关可直接下架涉嫌产品，并设定最高达全球营业额5%的天价罚款。2025年4月，英国以所谓“涉嫌强迫劳动”为由禁止国有能源公司采购中国光伏组件，标志着此类规则在西方阵营加速联动与落地。

  值得关注的是美欧执法能力的智能化也在升级。2025年10月以来，美国海关在短期内密集授予了两份人工智能技术合同，其核心应用方向是利用AI驱动高精度的自动化合规筛查与原产地预测，预示着未来审查将更趋严密、精准与高效，规则“铁幕”与“技术铁网”正交织构成针对中国制造的复合型屏障。

  二、劳工与人权规则壁垒的本质：道义包装下的权力与竞争重构

  欧美此举远非简单的贸易合规升级，其深层逻辑体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层面：

  （一）以“道义合法性”确立规则制定权。 欧美以“可持续发展”“负责任供应链”等话语包装其规则扩张，其本质在于通过占据“人权”、“可持续发展”等道德制高点，将原本多元、具有争议的价值观念，塑造为普世的、不容置疑的市场准入规则。他们利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际劳工组织（ILO）等多边组织中的传统影响力，将其国内标准“国际化”和“标准化”。例如，欧盟指令明确援引OECD指南，这并非简单的借鉴，而是一种 “规则溯源”，旨在表明其规则的“国际合法性”，从而剥夺了发展中国家自主定义发展路径和劳工标准的话语空间。其本质是确立“谁的标准就是标准”的规则垄断地位。

  （二）以市场权力推行“基于价值观的域外管辖”。欧美劳工与人权合规规则的深层本质，在于利用其庞大消费市场的结构性权力，通过单边立法将国内法律效力强行延伸至境外，形成一种“基于价值观的域外管辖”。这种做法以“道德合法性”为掩护，实质是推行法律上的单边主义。例如，欧盟《禁止强迫劳动产品条例》凭借“有罪推定”颠覆程序正义，将举证责任完全倒置于出口方；《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指令》则强制企业对其全球供应链承担无限追溯责任，成功将监管成本转嫁给跨国企业并最终传导至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而美国《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更是将地缘政治判断直接嵌入法律，使“可反驳推定”在实践中成为不可反驳的禁令。其核心逻辑在于，谁掌控了终端市场，谁就试图单方面定义全球生产行为的合法性，从而将市场权力转化为对合法性的单方面最终裁决权。

  （三）以制度竞争推动供应链“合规性迁移”。规则的终极目标，在于重构全球产业秩序。欧推动劳工与人权合规规则的终极目标，是以此为战略工具，重构对其有利的全球产业秩序。其核心机制是将道德诉求转化为一套高成本的合规体系，通过强制审计、全链条追溯与高额罚款，系统性增加中国等制造大国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从而削弱其传统竞争力。此举表面倡导“负责任供应链”，实则构建了一个“规则—成本—转移”的闭环。在合规压力下，跨国企业被迫将订单转向所谓“低风险”地区，形成供应链的“合规性迁移”。这一过程的深层逻辑，是以规则为杠杆，推动全球价值链从效率优先转向价值观优先，最终目的是将中国从供应链核心位置边缘化，从而巩固欧美在产业链中的系统性主导权。

  三、我国的现实挑战：规则“赤字”与能力“断层”  

  （一）我国合规制度支撑不足，规则标准“衔接赤字”突出。目前我国仅有8项社会责任类国家标准，多为原则性框架，缺乏行业实施细则、认证路径及国际互认机制。欧美普遍采纳SA8000、ISO 26000及OECD尽职调查指南作为执法依据。企业在面对海外审查时“无标可循、无证可用”，难以进行有效抗辩并获得国际买家信任。

  （二）企业合规能力“结构性断层”明显。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调研显示，约30%的对欧出口企业反映客户新增“无强迫劳动声明”“全链路追溯数据”等强制要求，其中15%因无法满足而失去订单。西门子、宝马、施耐德电气等跨国集团已更新供应商行为准则，明确将劳工与人权尽职调查作为合作前提，该项规则正快速向二级、三级供应商传导，波及大量中小配套企业。而据中国外贸协会调查显示，75%的中小企业从未开展社会合规自评，仅3%设立专职合规岗位。

  （三）产业链“重构压力”持续显现。为规避合规风险，部分跨国企业正系统性调整供应链布局。苹果公司2024年宣布将部分MacBook产线迁至越南、iphone产线迁至印度；服装巨头H&M、Zara等快时尚品牌大幅提升在孟加拉、越南的采购比例；特斯拉在墨西哥新建电池工厂以减少对中国供应链依赖。若此趋势持续显现，我国在全球制造网络中的枢纽地位将面临结构性削弱，并引发上下游配套企业连锁外迁。

  四、破局路径：从被动防御到主动塑造的系统性升级

  （一）健全国内社会责任与劳工保护法律体系。借鉴国际劳工组织核心公约和国外立法实践，推动供应链尽职调查等相关立法、完善国内劳工相关法律，为应对欧美“可强制执行”的规则提供国内制度保障，降低境外法律风险。

  （二）加快构建与国际接轨的标准体系。聚焦光伏、纺织、电子等被欧美列入重点审查的高风险行业，加快研制具有国际兼容性与本国可行性的社会责任系列国家标准。细化供应链尽职调查、劳工权益保护、可追溯数据管理等方面的实施细则与认证路径，同时推动与欧盟等主要贸易伙伴实现标准互认，为我国企业提供具备国际公信力的合规依据，改变当前“无标可循、无证可用”的被动局面。

  （三）培育“以企业为主体”的合规应对新能力。应对壁垒最终靠企业。政府与行业组织需提供高价值公共产品，如发布重点行业合规指引、建立典型案例库、开展精准培训，降低中小企业学习成本。更应鼓励形成“链主引领、生态协同”模式，支持头部企业将自身合规解决方案向供应链开放共享，带动全链条韧性提升，使企业从“恐惧规则”转向“善用规则”。

  （四）塑造“于我有利”的供应链规则新生态。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体系与消费市场之一，具备参与乃至塑造规则的基础。应依托“一带一路”、RCEP等机制，主动构建规则议题，把产业、产能优势转化为规则优势，将我国在绿色制造、数字化转型等领域的成功实践与高标准管理经验，转化为可推广的合作项目（如共建绿色园区）或区域性行业准则。通过倡导平衡、包容、发展的供应链合作理念，将我国的产业优势转化为规则影响力，构建有利的外部制度环境。

  五、结语

  欧美的新型壁垒，既是严峻挑战，也折射出全球经贸规则向ESG深度整合的不可逆趋势。这一过程本质上是倒逼中国产业治理与标准化体系完成一场深刻的现代化升级，要求我们将规则软实力的构建提升到与科技创新、产业链硬实力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最终，能否成功将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规则创新力、企业合规力与国际规则塑造力的全面提升，将是中国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实现高水平开放必须通过的考验。